三轮车上的汉旺

A4版 汉旺新城仍是镇的规模，没有出租车，在公交车进城载客前，三轮摩托车一直是其主力客运交通工具。有从业的三轮车夫统计，截至今年，通过有关部门上户并取得合法经营权的三轮车已超过了390辆，而“没上户的起码还有五六百。” 在近千三轮车夫里，六成以上都是女人。 一千辆车就是一千个家庭，乘以3，就是3000汉旺人。这是他们存在的本质。“一个轮子就要养活一个人。”自称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的三轮车夫罗先国看得很通透，尽管公交车进城让三轮们的生意压缩了不少，但他的三口之家的生活还是只能绑在这辆三轮车上。就像仿佛一夜之间“城市化”的汉旺城本身，活脱脱就是“骑着三轮，追赶公交”。 坐在三轮上，从新城突突地抖到旧城，仿佛是在回望汉旺过去3年的每一个节点。十多分钟的路程，三轮车夫罗先国向两个外地客要价5元钱，似乎是怕收高了惹人恼，他赶紧补了一句，“我这车烧油。”他的担心有些多余，外地人很爽快地付了钱，同样的价格，在德阳的另一个县级市什邡，只够出租车的起步费。 但对今年才开始跑三轮的罗先国来说，这已经是难得一遇的大生意，“多的时候一天挣四五十，少的话，一二十都可能。”他并没有赶上黄金时代，“如果早一两年，一天起码要挣个80元。” 罗先国48岁，前汉旺镇香山村人，一家三口的田被统征，属于“被居民”的一员，因为还有11年才满60岁，拿不到养老保险。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，他在2011年成为汉旺镇“不挂牌”的三轮车夫。 三轮车养活的“城里人” “催肥”汉旺客运三轮的营养来源于新城的修建。“一方面是有需求，一方面是很多被征地的农民没了生活来源。”罗先国说，市场需求和就业压力一碰头，让这个并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行业日渐发达。 同罗先国一样，很多从业者是不得已进入这一行的，“要保生活。”土地被征后，罗先国和妻子都有了养老保险，但年龄的限制让他们不能即时支取，“我要60岁才行，还有11年，老婆因为年限低一些，还有3年就可以拿保险了。” 问题是现实的，需要等待的这些年，怎么养活自己？“没有地做，吃点菜都要自己给，还多了像电费气费物业费一类的支出。”罗先国表达着对突然来到的城市化的不适应，他一开始想过守着一家三口的土地补偿款闷在90平米的新家里，“能够住进这样的房子，我也满足，但装修完还剩10万左右，怕的是没几年就吃空了。” 也想过出去打工，但谁用48岁的工人呢？“哪怕年轻10岁也好啊！”罗先国说，男人们出去的工种大半都需要卖力气，中年发福的他已经力不从心。 无奈之下，罗先国花6000多元买了个三轮车。在汉旺镇，这实际上是个“女人活”——家里买个客三轮，女人在家务之余出来跑跑，挣一些生活费。 罗先国开始这门营生的时候，汉旺街上的同行已经接近千辆，幸好宽大了多倍的新城让人们“走不过来”，幸好三年的浸润让这种招手即停的通行方式成了习惯，于是平均到每个人头上，“生意还算可以”。 改变来自前段时间，应政府和镇上居民的要求，公交车开进了新汉旺，三轮生意立刻冷清。“都是招手停，人家才收一块钱。”只有习惯三轮车的，或是等公交时间太长不耐烦的，才是三轮车捡得到的“漏”。 罗先国只能更加勤奋，他形容自己比种田还忙，“基本上早上7点就开始跑，中午吃个饭就出来，天黑才回去。”他说自己总是担心“钱花完了怎么办”？ 另眼看汉旺 同样是跑三轮车，54岁的罗征秀与罗先国的紧张迥异，显得恬淡。“我每天做完家里的事才出来跑，平时就把车扔家里。”在她看来，三轮车终归是“副业”，“我还是农民一个”。 罗征秀是临近的兴隆镇安仁村人，“种田才是我的主业。”十几分钟的路程，她的习惯是让乘车人“看着给”，只要不低得离谱，她就接过来装进兜里。罗征秀的老公吕先全是个司机，在广元打工，一家人经济上的自足给了她审视汉旺的另一个视角，她说：“三轮车解决了好多懒人。” 罗征秀所说的“懒人”并非贬义，指的是没有一技之长，外出打工存在困难的人群，三轮车的从业要求很低，“不分老少，只要愿意，都可以蹬。”大多数时候，她在汉旺遇到的都是女车夫，这跟当地男人习惯出去找“活路”做有关，这恰好说明汉旺的男男女女都不懒。 汉旺的车夫来自周围各个地方，除了汉旺本地人，马尾、拱星等镇都不乏其人。在罗征秀看来，三轮车养活的人口比罗先国估计的庞大，“能养活5000人吧？” 对罗先国们正在适应的“城市生活”，罗征秀不置可否，她相对较小的生活压力让她相信，“种田有种田的好，城市有城市的活法。”她比较认同一种看法：如果住在城里，年轻人不去打工，买车买房之后，吃饭都成问题。罗先国之前也表示过同样的忧虑，“现在‘大牌’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如果钱（征地补偿款）花完了，还不知道会怎么样。” “现在整个汉旺、整个绵竹都在搞建筑，看起来还有很多小工之类的可以做，但是等房子修完喃？这些人又该怎么办？”说这些话的时候，罗征秀一脸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神色。